中原乡土慢镜头里的，照见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死课

《过昭关》以中原乡土为底色，用慢镜头式的质朴叙事，铺展一段跨越乡野的旅程，照见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死观，影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，在夏日乡路的尘土、爷孙相伴的细碎日常里，借老人与沿途故人的重逢闲谈，将生死的厚重命题揉进乡土的烟火气中，它以极简的镜头语言，传递出面对离别与死亡时，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坦然、温热与达观，是一堂藏在乡土褶皱里的平实生死课。

当商业大片用特效、强情节塞满院线排片时，2018年上映的小成本电影《过昭关》，像一阵从河南周口麦田里吹过来的风，没有炫技的镜头，没有流量演员，甚至大部分角色都是非职业的素人，却把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善意、对生死的淡然，讲得戳中了无数人，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《菊次郎的夏天》，可它的根扎在中原的黄土地里,装的是最地道的中国乡土人情。

故事的起点是77岁的农村老人李福长，暑假里，孙子宁宁被送回乡下暂住，偶然接到一通老战友的电话，得知对方中风在床、时日无多，李福长便做了个决定：骑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，带着七岁的宁宁，跨几百里路去探望老友，这趟没有导航、没有高速的旅程，像极了京剧里伍子胥“过昭关”的典故——伍子胥过昭关是为了逃命复仇，一夜白头；而李福长的“过昭关”，是在人生暮年跨过岁月的关隘，去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约定，也给身边的小孙子,上了一堂关于生死与善意的课。

电影里的细节，全是乡土中国最鲜活的注脚：出发前李福长给三轮车焊上遮阳棚，车斗里塞着铺盖、搪瓷缸和自己种的黄瓜；路上遇到货车抛锚的年轻人，他递上自己的水和干粮，帮着修车，年轻人要给钱他连忙摆手，说“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”；遇到在河边钓鱼的孤独老人，两人坐下来抽根烟，聊起各自过世的老伴，没有哭天抢地，只有一句“人这一辈子，跟这河里的鱼似的，咬不咬钩，什么时候走，都有数”；他给宁宁讲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，讲自己年轻时被战友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往事，没有大道理，就像田埂上的老槐树,沉默着就把日子的道理讲透了。

最动人的是电影里的“生死观”，李福长路过一片瓜地，看瓜的老人是个哑巴，两人没法用语言交流，就对着笑，递个瓜，比个手势，临走时李福长给对方留了点钱，哑巴老人追了半里地塞给他几个最大的西瓜；后来他返程时再经过瓜地，才知道哑巴老人已经去世了，他站在瓜地边沉默了好久，给宁宁说“你看，爷爷说不定哪天也就这样走了，没什么好怕的”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没有激烈的情绪，就像中原大地上的麦子，熟了就割，枯了就烂在土里当肥料，生死是自然的轮回,就像春夏秋冬转了个圈。

很多人看完电影说，想起了自己乡下的爷爷，李福长的样子太真实了：脸上的皱纹像被犁耙耕过的土地，手掌上全是老茧，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，对谁都掏心掏肺的实诚，他这一辈子，经历过战乱、饥荒、丧子之痛，就像闯过了一道又一道昭关，到老了心里没有怨，只有软乎乎的善意，他去见老战友，不是为了叙旧诉苦，只是想在走之前，看看当年一起过鬼门关的兄弟，给对方带点自己晒的干菜，说一句“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”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起，没有哭，只是笑着握着手,就像完成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
电影的结尾，李福长带着宁宁回了家，秋收的时候他在地里干活，接到电话说老战友去世了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从家里翻出半挂鞭炮，在田埂上点了，鞭炮声在空旷的麦地里响着，没有葬礼的悲伤，倒像是给老友送行的礼炮，小孙子问他为什么放鞭炮，他说“你爷爷的老伙计，走啦，送送他”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身后是金黄的麦田，风一吹，麦浪晃啊晃,像在唱一首没词的歌。

《过昭关》里没有“关”的刀光剑影，只有普通人一辈子要过的生活的关：离别的关，老去的关，生死的关，它告诉我们，中国人面对苦难和死亡，从来不是歇斯底里的，而是像李福长那样，骑着三轮车慢慢往前走，遇到难处就帮一把，遇到缘分就珍惜，到了要走的时候，就安安静静地告别，这是乡土里长出来的智慧，是最朴素的英雄主义：一辈子闯过那么多昭关，到最后心里装的，还是善良,还是念想。

就像电影里李福长常哼的那句豫剧：“我好比哀哀长空雁，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……”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天地间的过客，都在过自己的昭关，可只要心里装着善意，装着想见的人，这一路的颠簸,就都成了风景。